“學歷門”後,加藤嘉一談“沉寂”這一年
  面對壹讀記者的提問,滔滔不絕的加藤嘉一,忽然陷入長久停頓。
  這個離開中國人視線一年之久的前著名日本青年“學生”或者媒體眼中的青年“學者”,如今的哈佛訪問學者,在學歷造假門之後,再次出現在中國公眾面前。
  不過這次,在某些時刻他看起來不像之前那麼滔滔不絕,比如沒能立即說出赴美訪學後的打算。“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好像都有可能。”
  此前,他早已公開表示自己有意參政這符合他此前一直打造的形象。但在10月20日的午後,重返闊別一年的北京,接受這一年來唯一一次媒體獨家專訪時,加藤嘉一想了想說:“內心的願望,我最想做一名中學老師。教語言,教體育,這是我的長項。我會做得很好。”
  很快他又否定了自己,“誰讓我有那些幼稚的想法,總覺得自己還能幹些其他所謂更重要的事情?當中學教師,就算是我心中的桃花源吧。”
  無論如何,在中國收穫了巨大的聲譽又黯然退場後,重返中國的他,中文還是那麼好比如用到桃花源這樣的典故說法。
  加藤是10月14日返回北京的,前後只待一個星期一個在北大舉辦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邀請他回母校做嘉賓、主持。去年的“學歷門”事件中,北大官方對加藤的態度一直很溫和。他的研究生導師朱鋒說:“他給我的印象除了聰明能幹就是愛說大話”,“他的毛病我很清楚,他好的地方我也很清楚”。
  這場活動結束之後,加藤一位見過幾面的師弟羅勉請他吃飯。席間羅勉談到自己參與組織了一個周末文化沙龍,加藤很感興趣,羅勉就提議,不如來辦一場。
  羅勉註意到加藤沉默了幾秒。開口說話時,直接報了一個演講話題。
  於是,更多的人在這個談論“美國戰略家眼中的中國崛起”的臨時學術沙龍,見到了久違的加藤嘉一。離開北京之前,在單向街店長小武眼中,加藤是一個很有毅力,善於推銷自己,會主動打來電話聯繫做講座的青年學者;
  在媒體圈裡,加藤在接受採訪時喜歡不時抖出一些金光閃閃名字的習慣,也是出了名的。同時,他也贏得了撰稿很“執著”的名聲:有一次他寫了文章想發表,就跟編輯苦苦哀求,請編輯看稿;
  在學校,他是在一堆休閑打扮的人群中,穿著西裝走過去上課的正裝男生;是身著顯眼運動裝跑步的長腿長跑運動員。
  有朋友說,一年過後再看加藤,他變了,“雖然語速還是那麼快,講觀點總是一二三,但姿態柔軟了許多。”也有人說他沒變。還是那個晚上早睡,早上4點半起床開始工作的“日本產”連軸轉機器。
  接受壹讀獨家採訪當天下午,和記者聊完之後,他需要先去參加一個商業活動,然後在晚上有兩個會談,深夜再和媒體編輯、出版社商談改稿和出版細節。這個晚上他整宿不睡繼續工作,以便第二天坐飛機倒時差。身體不好,他請來中醫,在治療的兩個小時里,加藤也是一邊治療一邊對著電腦。
  加藤自認自己在這一年裡,有了重新審視自己的心態,也感受到了即便只是遠觀中國,也躲不掉因中日關係陰晴而圓缺的個人遭遇。
  這一年,他面對了自己的虛榮、不自信、可笑,以及沒有一天感到過快樂。
  在美國,“日本人”身份不管用了
  用加藤的一句話來形容這一年,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日本人到美國研究中國問題”。
  在他的描述中,加藤在美國的寓所,位於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之間的街區,是一個30平米的一居室,沒什麼陽光。除了會客沙發,一張不太舒服的單人床,書桌,餐桌,小書架,別無他物。
  他沒有衣櫃,幾個盒子里裝著不到20件的衣物,便是全部行頭。在北京時,他就是如此。
  離開北京前,加藤在給FT專欄讀者的公開信中寫道,希望自己對中國做到“保持有距離的關懷”。距離顯然可以更客觀,更少紛擾,不過也帶來了孤獨感,這有時候或許也是聚光燈消失後的落寞在中國,他的身份是一個研究中國的“著名日本人”。而剛到美國時,他是一個不知怎麼乘地鐵、不知怎麼與人接觸、不知怎麼給小費的“外國人”加藤半開玩笑說,在美國沒人拿他的“日本人”身份說事,有點沒勁兒。
  他也深深瞭解旅居中國的“日本人”身份,給他帶來的大把便利“其實在中國,有很多人給我幫助。也有機構把我的出現和言論,作為一種信號和重要的表達途徑。”
  當然,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甚至在日本,他始終都是一個沒有單位和機構可以保護的身份。這更加重了他內心的孤獨感。
  在哈佛,加藤也沒有什麼朋友。他說,在哈佛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們,他們的交往也充滿了實用主義精神,這讓人不習慣。他一個星期最多與一位學者坐下來深談,“他們也忙”。
  所以加藤在哈佛每天的生活常態就是:晨起先寫作三四小時,接著跑步,閱讀,吃午飯自己下廚。下午去學院和同事見面,探討工作進展。晚上回家,當然還是自己做飯。
  相同的時間里,去年這個時候,加藤正忙著在北京寫專欄、攢論壇、上電視。
  “我抱著高度的慚愧”
  從2012年的8月到2014年的7月,加藤嘉一在哈佛的訪學分為兩個階段:頭一年,在肯尼迪學院的Ash Centre從事中美戰略研究;第二年在Asia Centre進行對中國民主化問題的研究。
  研究中美戰略的這一年,加藤處處感受到中國的價值:在美國剛學了一年中文的白人本科女生,漢語水準不比學習了十年中文的加藤遜色。他每天去肯尼迪學院翻美國大報,版面上和中國有關的新聞儘管不及中東阿拉伯的多,但顯然比日本的內容分量重。
  更為直接的是,和中國有關的研究項目容易拉到贊助。加藤說,從這一點上來說,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同時,他也註意到,美國不少人對中國崛起的看法,從悲觀轉向謹慎樂觀。過去質疑中國的美國知識分子,似乎逐漸開始理解中國的邏輯。加藤認為,在這背後,中國政府在美國的游說與公關,以及大規模、多層面的民間對話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此看來,中國還是一個有戰略的國家。”基於這兩點,這個日本青年學者感慨道:“作為日本人,我抱著高度的慚愧。”論調還是一樣的熟悉,對中日而言,都不過分。
  加藤“空窗”的2012年,既是美國的換屆年,也是中國政治味道相當濃厚的一年。在去年年底的一篇文章里,加藤嘉一寫道:“(關於中國)我還是堅持原來的觀點:不折騰的社會不會進步。”
  當然,此“不折騰”非彼“不折騰”。這一年,中日關係也處於各種“折騰”中。
  回日本出差時,加藤時刻體會到自己與中國的聯繫:“起床後到便利店買咖啡,服務員是中國留學生;上午到一家企業做報告,話題是中國市場的機遇與風險;下午在議會會館,與日本政界人士討論的是尖閣諸島(中方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與學界與媒體的知識分子聊的是,中國經濟下滑會不會硬著陸,會不會像日本一樣泡沫崩潰;傍晚接受日本大學生集體訪問,他們關心‘日中關係如此惡化,中國學生的對日交流會不會受到政治限制?’;晚上跟幾個投資界的前輩吃飯,探討了日中企業互相併購的可能。”
  我們無法判斷加藤對自己描述的生活狀態的真偽,不過可以看出來,至少在他的描述中,在日本,他還很受歡迎。
  而對他本人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他的兩本簡體中文書籍因“形勢嚴峻”而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加藤曾試圖向中國官方詢問原因,一位官員說:“你問問野田佳彥(前日本首相,因為釣魚島事件中對華強硬而著名),他知道理由。”
  “愛虛榮,吹牛吧。現在想起來很可笑”
  而這次,重返北京,“坐上出租上高速,就感覺到了那股勁兒。這裡和波士頓完全是兩個世界。”
  他說:“北京還是北京”,他迷戀這種特殊的節奏感,“很欣慰,我願意。”在加藤嘉一看來,過去的一年他既沉浸在哈佛的治學研究中,又覺得這種相對閑散的狀態過於“無聊”。他對充滿生機和喧囂、涌動著無窮機會和資源的北京心心念之,又感慨自己在中國的日子,往往被工作安排和求勝心驅動,太少評估過言行的效果和後果。
  許多回想,會帶來心態上的翻轉。
  比如,他坦白自己以前喜歡主動表示認識誰誰,“是一種很不自信,希望通過這個給自己底氣。愛虛榮,吹牛吧。現在想起來很可笑,心態不正。”
  在與朋友的私下聊天中,加藤也會說明一下“學歷門”。他也將其歸為虛榮心在作祟剛到北京時,跟朋友閑談,吹牛,跟別人說被東京大學錄取了。他會給朋友解釋,當時他也有考慮申請東京大學,而且覺得自己有信心被錄取。
  回想過去,加藤給自己的成就感(充實和滿足)打3分,後悔感打7分。“那時的我就忙著上電視,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首先是個學生。”在北大時沒有多和老師、同學聊聊天,梳理思路,他深以為憾。壹讀記者問他,“是否享受現在在美國的狀態?”
  他回答:“我不能說我不享受。”
  “那從前在北京忙到瘋狂的狀態呢?”
  “那個我肯定享受。”
  【對話】“我是‘學歷門’唯一受益者”
  Q:有說法指“你的美國之行將是給自己買的一個政治保險。終點還會是日本。”是這樣嗎?A:我想,美國之行是早晚要落實的。我不否認美國之行對我的將來來說是必要的,但說不上政治保險。終點是否在日本,我認為是,但什麼時候,以什麼身份,怎麼做,還在探索中。摸著石頭過河,石頭是什麼,河在哪裡,我很清楚。
  Q:但在美國,你的日本人身份顯然淡化了。A:對,在中國,“日本”兩個字總是受關註。托日本的福,我總說“先有國家,才有國民”。不過在美國,我再也感覺不到自己是個日本人。沒人拿這個說事兒,有點沒勁。
  Q:能否談談在哈佛,和美國學者們的交往?A:美國人還是美國人,包括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們的交往範式充滿實用主義與戰略考慮,我不習慣,也不適應。
  我更喜歡游走,不管在波士頓還是其他地方,與偶遇的普通美國人交流,瞭解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體系,這個收穫更大。
  所以,一個星期最多與一個學者坐下來深聊。他們也忙。
  有一些學者能夠很好地運用中文,也很瞭解中國,隨著中國的崛起(不管是什麼樣的崛起),他們的工作與話語權也似乎日益增加。
  大多數學者不否認中國現有的發展模式,儘量探究如何與之打交道。不過,他們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好,發展前景也好,也沒那麼樂觀,還是認為中國需要“民主化”,否則行不通。我從他們身上也感覺到制度與民族的雙重優越感。
  Q:你說對於中國,時間越長,越發“看不透”。這裡的社會形態和價值觀,對你的個性、人生觀究竟發生了哪些影響?A:所謂的價值觀,倒沒有。不過,我來到中國之後學到了許多謀生的哲理(對國家來說就是統治的邏輯吧),比如,順其自然;實事求是;有些事情想也沒用,只好等待;欲速則不達等。 
  Q:你曾經寫過,在北京的那些年,“很瘋狂,膨脹,失控。”這個“膨脹”,是一種飄飄然?A:我指的是,我從來沒有評估過自己的一舉一動意味著什麼。都是媒體幫我評估。嗯……還有你問到的別人說我搞公關關係,我承認我有自己的人脈。不靠一點資源是不可能的。但我以前喜歡主動表達我認識誰誰,是一種很不自信,希望通過這個給自己底氣。愛虛榮,吹牛吧。現在想起來很可笑,心態不正。
  Q:《甄嬛傳》里你最欣賞的是端妃,為什麼?A:(笑)我是從自己選老婆的角度考慮的,我喜歡熟女。端妃不出眾,但內心很有智慧和力量,懂得退讓,從不抱怨,總能夠在關鍵的時刻做出關鍵的舉動。可以說她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Q:不少中國人(包括日本人)都對你的東大學歷造假和不夠徹底的道歉頗為介懷。他們認為你的誠信出了問題。對於這次人生中的“滑鐵盧”,你今天怎麼看?A:這件事的發生是好事,我感謝那些堅持不懈地批評我的朋友們。那是我人生的必修課,不上必修課是畢不了業的。它能夠讓我成長,我是這次事件中最大,也是唯一的受益者。我很幸運,令人欣慰。只要勇敢面對,挫折總歸變成過程。
  Q:你不願意肯定地說“享受現在在哈佛的狀態”。你怕什麼呢?A:是的,我怕。我怕我的節奏、力度會因此變弱。美國的這種“安逸”狀態會給我一種不安全感……我的壓力從來都只來自於我自己。所謂“忙”字,不就是“心亡”嗎?其實,如果把時間表拉長來看的話,此刻我的這種(相對不忙到極致)的狀態是有意義的。只是,或許過去在北京的10年,我過得太充實了。
  Q:那,你過得快樂嗎?A:(沉默)老實說,我從來沒有一天感到過快樂。像咱們今天這樣聊天的小快樂,我能感覺得到。事業上的成就感,我也有。但那些有什麼意義呢?
  真正踏實、厚重的快樂,對於我,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
 
(編輯:SN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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