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浪小兄弟,msata臺灣海岸,1979◆ 阮義忠
  抽屜里的浪花
  人對往事的記憶就像鎖在不同抽屜里、捨不得丟的雜物,有些經過歸檔,有些無法分類,就那麼一起參雜地擱著襯衫,隨著歲月的堆壘而塵封。某日不經意地打開一個抽屜,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舊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溫度、呼吸和生命;過去與現在又接續上了。
  我的家鄉頭城是個東臺灣靠海的封閉村子,居民一半務農、一半打漁,連鎮上那家歷史悠久、破破舊舊的戲院,也有個恰如其分的名字——《農漁之家》。這家戲院是無數鎮民的精神家園,也是我童年時的夢想窗口。陪祖母在這兒看的一齣出歌仔戲,讓我對中國曆代英雄或姦臣的舞臺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後來上支票借款了歷史課,印象也很難糾正。
  電影盛行Ice-O-Matic製冰機後,歌仔戲跟著沒落,戲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在本土電影方面,大受歡迎的則是模仿美國《勞萊與哈台》的喜劇片《王哥柳哥游臺灣》。在交通不便的六○年代,島民們透過電影,仿佛也游遍了臺灣的名勝古跡。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中國大陸的點點滴滴與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清楚多了。大陸的省份、都市成了臺灣的街道名,像陝西路、青島路、南京路、長安路、 西藏路、沈陽路、迪化街、寧波街、哈爾濱街……這樣的路名房屋貸款全省可見,提醒百姓“毋忘祖國”。城裡、郊外佈滿“反共抗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等標語,仿佛字寫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陸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無論是橋頭、巷弄、山頂或海邊,不時會出現“此處禁止測量、描繪、攝影、狩獵”等警語,仿佛無處不是禁區。海岸線更是禁區中的禁區,相隔沒多遠就有海防部隊的崗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對岸。在那期間,小小的臺灣實際上是個大大的隔離島,直到蔣經國於一九八六年制定解嚴政策。
  還好,有部分海岸線在當時是被解禁的,那就是全省為數不多的海水浴場。在這裡,浪花聲與人民的歡笑仍能齊鳴。我就是一個幸運者,家離海水浴場只有二十分鐘路程。儘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沒有大人陪伴的情況下去玩水,我們卻時常偷偷地到那燙得可以燜蛋的沙灘上打滾,再沖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幾個鐘頭一下就過了。
  那時,鄉鎮村落的電線桿還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樹幹被削得圓滾滾的,浸過黑黑的柏油後,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兩旁。人們在上面張貼宣傳單或尋人啟事,其中經常出現的就是徵召船員的廣告。
  二哥每隔一陣子就會央求父親讓他上船去試試,央求過幾年後,終於明白這件事是無望的。後來,我們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當木匠的就是他。當初最想出走的,卻認命地成了唯一繼承祖業的人。
  像那時大多數的人家一樣,四叔、五叔都受過日本教育,在鎮公所上班,其中一位還當上課長,算是鎮上的小資階級。在那不經申請就不得聚眾的年代,民間的交誼活動都得偷偷舉行。四叔、五叔的房間隔著一個寬大的空間,時常被他們用來舉行舞會。四叔會吹薩克斯風,他的一些朋友會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彈低音貝斯,一個三五人的小型樂隊就這麼組成了。
  白天嚴肅木訥的長輩,在晚上仿佛變了個人似的,活潑、可親又有趣。保守的父親卻絕不可能如此。這樣的印象一直維持到我高中時的某一天,在整理雜物時打開家中一個老櫥櫃。
  那時四叔、五叔已跟我們分家,五嬸到小學教書,四嬸則是在鎮上開了一家雜貨店,兩家的經濟情況都愈來愈好。家人懶得整理他們原來的房間,我便把它打通、改造,變成由我一人獨享的空間。四叔留下一個還不錯的二聲道音響,讓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裡的剩木料做些擺設、裝置,再把五叔留下的書桌椅擺在恰當的位置,將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學名著放上書架。高中三年,這裡既是我的畫室,又是我的書房,迷上古典音樂後,還在裡面練過幾個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間時,我把一個堆滿家中雜物的櫥櫃撬開,發現不少家族的老東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紋路細緻的古銅鏡、一把日本武士刀、兩頂降落傘、一頂日軍鋼盔,以及為數不少的日文雜誌、書籍。我揣摩,那面老銅鏡可能是祖先從唐山到臺灣時所帶的傳家寶,武士刀、降落傘以及鋼盔則說明瞭家族有人曾被拉去當日本軍夫。
  那兩頂降落傘的布料可真好啊!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連辦完喪事後,寫滿黑字的白粗布輓聯都會被拿來做內衣褲,美援的麵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問降落傘的來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縫成衣褲,穿出去拉風極了。後來,我才從大哥那裡知道,爸爸年輕時因為手藝好,曾被強拉去修補彈痕纍纍的日本零式戰鬥機。那時的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國力衰弱,連修補飛機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傘,也許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餉。原來,爸爸也是有過去的人啊!
  學校里的國語課多半由外省老師擔任。他們各有各的腔調,發音也不標準,所以很少學生能講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師都非常凶,記得小學時,只要是作業沒交或是考試不及格,就會被狠狠地處罰。那種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會害怕。長大後想起來,對他們倒有幾分同情。他們倉促惶恐地來到臺灣,一夕之間與親友、所愛天人永隔,那種痛豈止是錐心!
  有些老師相當有學問,或多或少都對我產生過影響。比如說,我的繪畫天分最早就是被讀初中時的美術老師肯定的。畢業於杭州藝專的他,為我們這些鄉下小孩帶來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藝術品味。讀高一時的導師則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學者,經常講課講到興起,便在黑板上畫些甲骨文讓我們瞧瞧。來自中國大陸的許多學者、專家把厚實的傳統文化,較先進的工業、金融知識勤勤懇懇地傳播於臺灣小島。中華文化的種子有幸不受亂世摧殘,在海島的呵護下開花、結果。
  在臺灣生長的男性必須服兵役,我也於滿二十歲那年開始服役三年。由於抽簽抽到海軍,臺灣的各式軍艦,除了潛水艇之外,舉凡巡洋艦、驅逐艦、運補艦、搶灘小艇,我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了。我是通訊士官,必須經常背著沉重的PR77無線通話器從大艦跳到小艇,再從小艇跳到灘頭。有時還得在風浪大作的海上,從小艇爬繩梯上軍艦甲板,隨時都有可能被劇烈搖晃的軍艦夾死。
  屬於國民黨當局管轄的所有軍事島嶼,我全去過。大金門、小金門、大旦、二旦、馬祖、北竿、南竿、東莒、西莒,甚至連很少人踏上的烏丘也到過。我們的小艇隊在金門駐守過一年。白天,透過望遠鏡就可清楚看到對岸跟我們長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雖然身處不同的土地,周遭的大海卻是相連的,拍岸的浪花來自同一片汪洋。  (原標題:一位攝影家鏡頭外的人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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